第282章  中国化  城市化  社会化

    许成军沉吟片刻。

    他知道，在自己学术成就斐然的当口，若直接猛烈抨击学界同行，绝非明智之举，刘剑庆此问，恐怕也预想到了他会有所保留。

    然而刘剑庆应当也明白，许成军的锋芒，向来是「修辞立其诚」，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

    他论事每每直指根本，格局开阔，言辞或许锐利，却总立足于学理与公心，让人难以在道理上辩驳。

    这正是他为人与为学的一种大智慧。

    一旁那位复旦宣传部的领导，此刻也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脊，神色专注起来。

    许成军的小说散文，他可以只作欣赏；但关于文学理论、关于学科建设方向的见解，他却不能忽视。

    这直接关系到这位镇校之宝未来的学术定位、乃至于人事安排。

    对别人或许是分配，对许成军，则更多是双向的选择与博弈。

    许成军微微颔首，开口时语调平稳，却自有一股不容置疑的穿透力：「年初，高行建同志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出版，随之引发的冯季才、李陀、刘芯

    武几位的「风筝通信」，确实激起了一轮关于「现代派」与现代化」关系的宝贵讨论。

    其意义在于，它标志著中国文学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摆脱长期单一的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模式束缚，主动将目光投向世界，引入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论资源。这是一个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转向。」

    他话锋微转利：「然而，纵观当前现状，我们或许过于沉浸于引进和译介的热潮之中。西方理论的东渐（如围绕现代派的种种论争），与欧陆、英美不同思想谱系间的对话（如诠释学与解构主义、批判理论与后现代思潮的碰撞），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构成了一个日益紧密的思想网络。但在这个网络中，我们自己的声音在哪里？」

    他略微停顿，让这个问题重重落下：「我们对古典文论的梳理，往往仍停留在注疏考据或美学品鉴的层面，未能进行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与激活；我们对外来理论的吸收，又常常陷入概念搬运」或生硬套用」的窠臼，缺乏基于中国自身文学经验与历史现实的深刻反思与再创造。  

    热闹是别人的，我们多半还在旁听，或至多是小心翼翼地复述。我们依然缺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基于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能够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甚至反向输出的原创性理论建构。这是当前最核心的焦虑与困境。」

    此刻的许成军，身上那套从日本带回的「VAN」牌深灰色细格纹西装剪裁合体，衬得他肩线平直，身姿挺拔。

    但这并非关键。

    关键在于他那双沉静如深潭的眼眸，以及言谈间自然流露出的、那种超越了年龄的从容气度与思想自信。

    当他以平稳的语调，将世界文论的版图与中国理论的坐标清晰拆解时，挥手之间，仿佛庖丁解牛。

    恢弘处可见全球脉络，精微处直指问题核心。

    这已不只是学识的渊博，更是一种罕见的精神气象。

    刘若徐的目光早已深陷在那双沉静却仿佛能映照思想星光的眼睛里，近乎失神。

    就连见多识广的刘剑庆和那位深谙体制的复旦领导，此刻心中也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被折服之感。

    许多专业术语他们未必全然通透，但那视野、那格局、那将庞杂信息熔铸为清晰判断的思维力量，是做不得假的。

    偌大中国，文坛十年，能出几个这般人物？

    秋水为神玉为骨。

    刘剑庆暗自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问出了那个指向未来的问题：「成军同志，你对中国文学理论现状的看法，听起来似平————不容乐观。那么，你本人所致力构建的这些理论，在你所展望的未来图景中，又打算居于何种位置？」

    许成军闻言，嘴角泛起一丝了然又带著些微讽意的弧度。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话题投向了更辽远的时间维度：「刘主编，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都随著人类文明进程的巨轮不断更迭。中国文学与理论，自然是世界文学演进的一部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从西方来看，文学与理论更多地与古典哲学、神学、贵族趣味及地域性口头传统紧密交织，其演变是缓慢的、层积的。」

    他的语调变得更具历史纵深感：「而在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机械复制、大众传播、城市化进程以及启蒙理性的全面展开，急剧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播与接受方式。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对社会的显微镜」式观察，现代主义对破碎心灵与荒诞处境的呈现，无不是对那个剧烈变革时代的回应。哲学上的非理性转向，文学上从巴尔扎克到卡夫卡的巨大跳跃，都是明证。」

    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西方的理性主义神话，催生了关注人的存在、荒诞、反叛的存在主义文论、荒诞派文论；

    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阶级矛盾，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关注文学与意识形态、资本的关系：

    20世纪中后期的女权运动、后殖民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催生了女权主义文论、后殖民文论、少数族裔文论，突破了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的文论传统，实现了文论的去中心化。

    他目光灼灼，看向仿佛存在于未来的某个焦点：「而今，我们或许正处在另一个更深刻变革的前夜一信息革命的初级阶段。计算机的出现只是一个开端。试想，不远的将来，如果科幻小说中描绘的人工智慧深度参与创作、大数据彻底改变审美偏好分析、虚拟实境重构叙事体验成为现实————

    文学的定义、作者的身份、理论阐释的框架，又将发生何等天翻地覆的位移？我们所熟知的「文学性」、「审美自律」等概念，是否还能安然存在？」

    他的话语如同一个强大的引力场，将在场所有人的思绪强行拉入他所描绘的、跨越数百年的宏大视野中。

    他们仿佛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煤烟与蒸汽，听到了近代中国在屈辱中发出的「救亡图存」的呐喊，瞥见了印度在殖民与独立间的文化挣扎，感受到了美国在「迷惘的一代」与消费主义浪潮间的精神摇摆————

    历史与未来在思想的激流中碰撞、交织。

    最后，许成军将视线收回到当下，收回到他自己身上，语气恢复了平实，却蕴含著不容动摇的坚定：「至于我个人的理论探索————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先哲思想面前，或许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但对于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界而言，它的意义或许在于，尝试提供一种不同的语法」。一种力图打破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壁垒、弥合古典传统与现代议题割裂、并将中国经验置于更广阔的人类文明进程中考量的思考路径。它不求成为答案，只

    希望能激发更多、更勇敢的提问。至少，让我们在倾听世界的同时，也开始练习，发出属于自己的、清晰而独特的声音。」

    许成军所言非但没有丝毫夸张，甚至已足够审慎。

    构成现代文学理论主流框架的思维资源，其根源深植于西方。

    这是一套比工业体系由西方构建更可怕的东西。

    人的思想！

    且不说更远的未来，即便是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大学讲堂与学术期刊中被反复研习、引证的理论范式，多半仍将冠以韦勒克、伊格尔顿、巴赫金、福柯、德希达等名字。

    即便是国内编纂的《文学理论》教材，也以西方现代文论为基干。

    我们最著名的文论是《文心雕龙》，但是已经是上千年前的东西。

    我们那套精深却自成体系的古典文论话语，在面对小说叙事、现代诗歌、跨媒介艺术等崭新议题时，常显出一种语境错位的不合时宜。

    这并非文学理论一隅的困境。

    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至工业革命，西方在社会组织、知识生产与学科分化上经历了剧烈而系统的现代转型。

    社会学是涂尔干、韦伯。

    人类学是列维—史特劳斯。

    心理学是弗洛伊德和荣格。

    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与思维方式，是西方现代哲学对「人、世界、语言、存在」的解释，向文学艺术领域延伸的产物。

    这才是其最根本的思想源头。

    当然，现代文论并非无根之木。

    文学理论的范式革命，源于索绪尔现代语言学的「哥白尼式转向」。

    它推动文论研究的焦点，从「作者意图」与「现实摹写」，决定性地上移到「语言本身」与「符号系统」。

    这一「语言论转向」，成为二十世纪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乃至后结构主义等诸多流派共同的方法论基石，也划清了现代文论与古典、近代文论的根本疆界。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初现代主义文学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等的创作实践对传统叙事与审美成规的爆破性突破，也在倒逼理论更新。

    理论源于对鲜活的、叛逆的创作实践的回应与提炼，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许成军有选择地将这番跨越东西、纵览古今的宏大思考试著向在场三人勾勒了一番。

    文学欣赏与文学理论研究，实乃两种不同的东西。

    他始终认为，一个理想的读者路径应是。

    先沉浸于文学本身：再进入学习理论，获得分析的武器：最后带著理论的透镜重返作品，方能窥见更深层的堂奥。

    刘剑庆沉吟著，手指无意识地在膝头敲了敲节奏。

    他最终还是问出了那个提纲上早已列好、看似常规却极难答出真知灼见的问题：「那么，回到我们自身的语境。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有著极其丰厚的遗产，同时西方文艺理论的引介也方兴未艾。你认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究竟该如何具体实践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

    这个问题若抛给一般的理论家，答案或许不难预料：无非是「批判继承」、「辩证吸收」、「有机结合」之类稳妥而正确的套话。

    在场众人心中也大致预设过几种回答的范式。

    但正因为提问对象是许成军，他们心底仍被勾起了一丝超出常规的期待。

    许成军果然没让他们「失望」。

    他并未直接进入方法论阐述，而是将问题拔高到了一个文明的尺度：「我其实一直有个观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与其说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延绵数千年的文明实体。它承载著自夏商周以来从未断绝的文明记忆，历经无数辉煌与坎坷，其精神韧性与文化厚度，是世界史上罕见的奇迹。也就是说，我们有极强的文明和文化的包容性。」

    刘剑庆三人对视一眼，一时有些摸不著头脑。

    这开场，似平离具体的「理论建设」有点远。

    但无人打断，连那位宣传部领导也露出了倾听的神情。

    唯有刘若徐，脸颊上那层动人的红晕未曾消退。

    她是那种心气极高、自负才华的女子，可一旦在智识与思想上被彻底征服，便会缴械投降，生不出半分逆反之心，只剩全然专注的沉浸。

    她目不转睛地望著许成军，仿佛怕错过他唇齿间吐出的每一个字。

    许成军继续道，声音清晰而沉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与表达，其语法结构已在很大程度上借助西方语言，特别是经由翻译和现代教育完成了重建。这种深刻的文化渗入」与重构」，已经成为了我们数亿人真实的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想要彻底回到某个纯粹古典的、前现

    代的汉语思维与表达范式，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徒劳地追求某种想像中的纯正回归，而在于勇敢地探索并确立，在已然现代化的汉语基底之上建立一种属于当代中国的、崭新的、强有力的思想与审美声音。」

    民国时期虽有学衡派、甲寅派等少数文人主张「保存文言文、调和文白」，反对白话文的极端化，但这类主张始终是小众声音；

    到建国后，这类小众的复古声音因与主流文化导向不符，已完全消亡。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书写的、文学的语言，与日常在场交流的口语是两种不同的媒介。文学语言需要锤炼，需要诗性，需要一种经过提纯的优雅与力量。这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复活汉字本身所蕴藏的、强大的意象生成与抒情潜能。」

    说到这里，他的语调陡然提升，话语如金石相击，进发出强烈的震撼力：「因此，构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其核心路径在于：以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实践为基石，自觉吸纳并创造性转化中国古典文论中深刻的精神内核与审美智慧，同时批判性地消化、重构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资源，最终熔铸出一套既能有效阐释我们时代的文学经验、又能积极引领未来文学发展的、富有生命力的理论话语系统。」

    这番话，其视野之宏阔、立意之根本、表述之果决，无疑远远超越了当前理论界常见的、小心翼翼的「借鉴说」或「结合论」。

    刘剑庆三人的面色再次为之一变，不是反感，而是一种被宏大构想冲击时本能的、思绪上的短暂空白。

    「那么————具体而言，方向何在？」刘剑庆追问，声音里带著压抑不住的探求欲。

    许成军似乎早有腹稿，条分缕析，字字清晰：「在我看来，有三个方向既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当下必须直面的挑战。」

    「第一，中国化。中国当代文学，首先必须是中国的」文学。这里的中国化，核心在于一种双重的自觉：不仅是文学的自觉」，更是文明的自觉」。其内核是深沉而鲜明的民族性，其要求则是大胆的创新力。中国当代文学倘若讲不好复杂、深刻、动人的中国故事，未能折射出这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灵魂悸动，那便是不合格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服务于、引领于这种中国性」的淬炼与表达。」

    「第二，城市化。这不是要抛弃或贬低乡土叙事一乡土是中国文明的根脉与底色。城市化」意味著，我们的文学叙事空间与精神归宿，必须勇敢地、深入地拥抱正在急剧形成的现代都市文明。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板，更要成为人物精神漂泊、探寻、安放或抗争的主体场域。这是时代命题，文学无法回避。」

    「第三，社会化。中国当代文学必须重新深度参与社会进程。这种参与，不仅是题材上的贴近，更是思想上的介入，是价值上的建构。它要求文学敢于触碰真问题，激发真思考，参与塑造健康的公共理性与时代精神。文学既要有象牙塔」里对艺术极致的追求，更要有十字街头」关怀现实、影响人心的担当。它应当努力重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种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的厚重地位，最终回答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最真切的精神关切与价值追

    寻。」

    三个方向，如同三根坚实的支柱，撑起了许成军心中那座未来中国文学与理论大厦的轮廓。

    它们根植于历史，直面于现实，指向于未来，统一于一种深沉的文化自信与清醒的实践理性之中。

    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思想如无形的潮水，在沉默中汹涌激荡。

    刘剑庆作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年轻时便以记者身份行走文坛，半生风雨里见识过各色人物。

    他采访过蛰伏多年、一朝复出便笔力沉雄的老作家：也接触过锐气逼人、试图以惊世之言撞开新局面的青年闯将。

    更有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各种名人。

    形形色色，他自以为已能从容应对。

    但许成军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人身上有一种罕见的、近乎先知般的笃定感。

    许多有才华、有野心的人，谈论宏图大略时，眼神里或许会燃烧著炽热的信念，但深处总难免藏著一丝属于探索者的犹疑或自我鼓劲的虚张声势。

    许成军没有。

    越是涉及宏大的历史判断、未来的趋势推演，他的语气反而越平稳！

    眼神越清明！

    那种从容不迫、言之凿凿的气度，仿佛他口中描述的并非基于逻辑的推测。

    而是亲眼见证过、又回过头来向你平静转述的「既定事实」。

    就好像————

    他真的看过未来一样。

    这个念头让刘剑庆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诞和夸张。

    不会的。

    他下意识地移开视线，目光扫过房间里的另外两人，仿佛想从他们脸上寻找印证或否定。

    刘若徐不必说了。

    那张清丽而曾带傲气的脸上，此刻红霞未褪，眼眸亮得惊人，一眨不眨地凝在许成军身上。

    那专注的神情，已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欣赏或赞同，更像一种全然的、心魂被摄取般的沉浸。

    刘剑庆不知道后世有个词叫「狂热粉」，否则定要觉得无比贴切。

    而那位复旦宣传部的领导，本应是立场更为客观、持重的中立者。

    可此刻，他那张平日里显得儒雅温和的面孔，却微微皱了起来，眉头紧锁，嘴角抿成一条严肃的直线，整张脸像风干后紧缩的橘皮。

    这绝非不悦，而是一种被过于庞大、过于尖锐的思想激流迎面冲击时，大脑高速运转、又一时难以完全承受所带来的本能反应。

    许成军方才那番话。

    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创作技巧或文论流派之争，其触角已深入哲学对存在本质的追问、社会学对结构变迁的分析、心理学对集体无意识的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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