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北京城的雪尚未停歇，紫禁城却已从国丧的悲恸中悄然转入一场无声的权力角力。

两宫新丧，三岁的溥仪虽已登基，改元“宣统”，但真正执掌国柄的，是摄政王载沣。他年仅二十五岁，面容清癯，眼神中却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重。每日清晨，他需先到乾清宫光绪灵前上香，再赴皇极殿慈禧灵前叩拜，然后才回军机处处理政务。他的案头堆满奏章，多是地方督抚催饷、新军哗变、革命党活动的急报，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

而最让他寝食难安的，是袁世凯。

这位北洋大臣手握重兵，节制六镇新军，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光绪临终前那句“袁世凯不可信”，如利刃般悬在载沣心头。他深知，若不除此人，大清的兵权终将旁落，自己这个摄政王不过是个空架子。

然而，杀袁？他不敢。

袁世凯虽为汉臣，却深得军心。北洋六镇将士，多是他一手提拔，视他如再生父母。若贸然诛杀，恐引发兵变，非但保不住江山，反而会加速王朝的崩溃。

载沣并非无谋之人。他自幼在醇王府中接受严格教育，熟读史书，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他更清楚，袁世凯绝非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忠臣。此人野心勃勃，善于权变，早在戊戌年便因出卖光绪而获慈禧重用。庚子国难时，他任山东巡抚，非但未与洋人开战，反而与列强达成“互保”协议，保全了山东一地，却也暴露了其“以夷制夷”的投机本性。

如今，袁世凯官至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位极人臣，权势熏天。载沣每每在朝堂上看到他那副谦卑却难掩锋芒的面孔，便如芒在背。

就在载沣犹豫不决之际，张之洞来了。

这位湖广总督刚从武昌赶回北京，风尘仆仆。他跪在养心殿的金砖上，声音沙哑却坚定：“摄政王，袁世凯可罢不可杀。”

“为何？”载沣急切地问。

张之洞叩首道：“杀袁，则北洋乱；乱则京师危；京师危，则宗庙社稷不保。以‘足疾’为由，令其开缺回籍，名正言顺，不伤和气，亦不伤军心。”

载沣沉默良久。他知道，张之洞所言，是老成谋国之论。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醇亲王奕譞。当年奕譞曾与李鸿章共掌海军，深知兵权之重。父亲临终前曾告诫他：“兵权者，国之命脉也。不可轻授，亦不可轻夺。”

如今，他要夺袁世凯的兵权，却只能用“足疾”这样一个近乎荒诞的理由。

但这理由，并非载沣凭空捏造。袁世凯早年在朝鲜作战时，确曾因坠马伤及右腿，每逢阴雨天便疼痛难忍。载沣正是抓住这一点，以“体恤老臣”为名，行削权之实。

然而，朝堂之上并非无人反对。庆亲王奕劻便私下对载沣说：“袁世凯乃国之柱石，骤然罢黜，恐失人心。”奕劻与袁世凯素有往来，袁曾多次向其行贿，两人关系匪浅。

载沣冷冷道：“庆王若为袁氏说项，便是与国为敌。”

奕劻闻言，不敢再言。

十二月十日深夜，载沣独自来到乾清宫西暖阁。这里曾是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他跪在光绪灵前，喃喃道：“皇阿玛，儿臣今日要为您除一大患。袁世凯虽未明反，但其心已不可测。儿臣若不除他，恐您毕生心血，终将付诸东流。”

次日清晨，一道圣旨自养心殿发出，以八百里加急送往袁世凯府邸：

“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

圣旨抵达时，袁世凯正在书房练字。他接过圣旨，面无表情地读完，随即放下笔，对儿子袁克定说：“收拾行李，回彰德。”

袁克定急道：“父亲，这分明是载沣要削您的权！我们岂能坐以待毙？”

袁世凯冷笑一声：“坐以待毙？我袁某人纵横官场三十载，何曾坐以待毙过？只是……”他顿了顿，目光望向窗外纷飞的大雪，“这大清的气数，怕是真要尽了。”

他深知，载沣此举，看似是削权，实则是自断臂膀。没有北洋军的支持，清廷在面对内忧外患时，将毫无还手之力。而他袁世凯，虽被罢黜，却早已将根深深扎进北洋的土壤里。只要北洋不倒，他便随时可以东山再起。

离京前夜，袁世凯秘密召见了段祺瑞。段祺瑞时任北洋第六镇统制，是袁世凯最得力的臂膀之一。

“芝泉，”袁世凯屏退左右，低声道，“我走之后，北洋六镇，全仗你一人维系。载沣小儿，志大才疏，不足为惧。你只需静观其变，待时而动。”

段祺瑞含泪道：“恩师放心，祺瑞定不负所托。”

袁世凯点点头，从怀中取出一枚玉扳指，递给他：“此乃我当年在朝鲜所得，今日赠予你。见此物，如见我。”

段祺瑞郑重接过，叩首谢恩。

袁世凯离京那日，天寒地冻。他没有乘坐马车，而是骑了一匹老马，身后只跟着几个亲信。路过前门时，他勒马驻足，回望那巍峨的紫禁城。宫墙高耸，朱门紧闭，仿佛一座巨大的坟墓，埋葬了无数人的野心与理想。

“走吧。”他轻声说，声音里没有愤怒，只有一丝难以察觉的悲凉。

他回了河南彰德，在洹水之畔建了一座“养寿园”，每日垂钓、下棋、读书，一副闲云野鹤的姿态。然而，暗地里，他的府邸却成了北洋系的情报中心。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等人的密信如雪片般飞来，询问对策，表达忠诚。

袁世凯从不回复具体指令，只在信末批上一句：“静观其变。”

他知道，载沣根本无法驾驭北洋。这个年轻的摄政王，既无政治手腕，又无军事才能，只凭着皇室宗亲的身份，便想坐稳江山，无异于痴人说梦。

果然，载沣罢黜袁世凯后，试图以铁良、良弼等满洲亲贵掌控新军。然而，这些人要么纸上谈兵，要么刚愎自用，根本无法赢得将士们的信任。北洋六镇将士人心浮动，训练松懈，甚至有军官公开说：“袁宫保走了，这兵，没法练了。”

与此同时，革命党人趁机在新军内部大肆活动。他们利用士兵对清廷的不满，鼓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许多北洋士兵虽未公开加入革命党，却已对清廷离心离德。

载沣并非不知这些隐患，但他已骑虎难下。他既不敢再启用袁世凯，又无人可替代。他只能寄希望于“预备立宪”，试图以宪政之名，笼络人心，稳住局势。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袁世凯虽在洹上垂钓，却早已将目光投向了武昌。那里，一场足以颠覆王朝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而这场风暴的***，正是他今日的“驱袁”之举。

因为，当一个王朝失去了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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